高纯简介
高检督办(2007)102号
《关于高纯案的督办通知》
高纯简介
高纯,1988年毕业于湖南中医学院。曾任中国医药工业公司岳阳中湘康神药业工程师、《中国消费者报》社等媒体特邀记者,在湖南、湖北、广东、浙江、云南、北京等地卧底调查药品注册作假、新药资料和新药证书买卖、假药制造、非法临床试验等黑幕。
1994年,因举报康神药业与湖南省药监局、国家药监局官员相勾结,在新药注册中大规模造假而惨遭打击报复:被停职反省、打伤致残(耻骨骨折移位,伤残捌级)、无故开除,扣上“诬陷领导、破坏生产”的“罪名”。
2000年10月26日,《工人日报》报道此案真相后,罗永清总经理指使人发出《致工人日报党组主编的万言书》,诋毁《工人日报》蔡金和、陈明两位记者;在公司内张贴小字报、召开“批高纯爱企业”会议,党委还出面逼迫高纯妻子与其离婚。
2006年,因举报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非法临床试验、销售假药案,被中南医院和湖北省药监局设局栽赃陷害,给高纯扣上“毁坏著名医院和教授荣誉”、“盗窃医院财物”等“罪名”。
2003年4月,因起诉国家药监局官员失职渎职、包庇纵容、参与新药研究作假等事实后,被禁止参加执业药师的考试认证,禁止在医药领域就业,诬陷高纯起诉国家药监局是“与政府作对、与国家为敌”,是“神经病”,身份证内嵌入不良信息而备受欺凌,至今受到社区、街道、信访局、驻京办、公安的全方位监控。
高纯对国家药监局行政诉讼一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裁定为不予受理、驳回上诉。裁定书号为:(2004)一中行初字第305号、(2004)高行终字第184号。多次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申诉,至今没有结果。在国家药监局郑筱萸局长失职渎职等,2007年被判处死刑16年后,仍然得不到公正判决。
高纯从1994年到2007年长达13年的调查分析,揭示了中国新药泛滥、药价虚高与国家药监局郑筱萸局长等一批官员腐败相关联,并于2006年11月发表了《我的中国梦—期待国家药监局能直视存在的问题,尽快拨乱反正,真诚地为人民服务》。
2005年郑筱萸案发免职,2007年对外公开双规并判处死刑,国内外媒体广泛报道高纯事件。高纯被中央电视台、凤凰电视台、南方报系、学习时报等电视台、报刊杂志、网络广泛报道关注。评为中央电视台2006年度3.15红黑榜“质量先锋”、 2007年十大健康英雄、2007年法制新闻人物候选人、2007年中国最具影响力人物候选人、2007年中国魅力50人候选人、2008年感动中国候选人等。
随着媒体的大规模报道,高纯的人身安全受到了更严重的威胁,隐姓埋名求生存。虽躲过数次陷害,但还是被岳阳市驻京办多次非法拘禁和遣送回原籍岳阳监视居住。
李鹏、朱镕基、温家宝三任总理都对高纯案件有过批示,贾春旺总检察长于2007年指示落实政策,最高人民检察院在2007年6月5日,还下发了“高检督办(2007)102号《关于高纯案的督办通知》”,要求为高纯平反昭雪。
高纯无数次去北京,请求按《高检督办通知》落实政策时,官员们都说“高检不可能为高纯下达督办通知”,每一次都被非法截访、非法拘禁、遣送回原籍岳阳。2010年1月9日在北京,高纯被跟踪的岳阳市信访局、驻京办、公安局的周翔等官员非法拘禁、殴打折磨致两肺淤血、胸腔积液、急性心肌梗死、两次休克,在北京天坛医院、阜外医院作了抢救性心脏手术才得以活命。
2022年10月,岳阳市政府才承认《高检督办通知》在岳阳市检察院“确有存档”;2023年6月,湖南省检察院才承认高纯出示的《高检督办通知》复印件是真的。
湖南省检察院以“对上不对下、保密法规、职能变换”等为幌子,拒不告知、复制督办结果,继续忽悠、欺骗,甚至诬陷高纯为“非访”。2023年7月17日,省检莫宏伟处长,叫来芙蓉区马王堆派出所蒋有斌副所长,用手铐铐走高纯,继续对抗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3年9月,高纯再次前往北京,向最高人民检察院、中纪委,继续反映高纯案件,请求肃清郑筱萸余毒,落实“高检督办(2007)102号《关于高纯案的督办通知》”,为高纯平反昭雪。
2007年,高纯创建《中国质量先锋网》31577315.com,任该网站站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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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有良知敢说真话的记者致敬!
说实话,对于记者,尤其是对于那些在英明的党英明的政府所领导的核心媒体工作的记者,一直难有那种神圣的尊敬,更多的是不屑,甚至是可怜。尽管人家对我等底层小民更是充满了不屑甚至是蔑视,但我依然觉得作为一个人,我比某些满嘴万岁、张口和谐、闭口盛世的喇叭们要活得更像一个人。
我也理解,在目前的体制下,干记者这一行的确是充满矛盾和风险的。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必须要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度数低了都不行。记者也要养家糊口,也要吃喝拉撒,不为五斗米折腰只不过是一个理想化的梦呓。在艰难的环境下生存,我们也不能全怪他们,他们也是无奈的螺丝钉。
但是,我要说,只要心中还有良知,我们就应该向他们致敬。
只要没有助纣为虐,比如没有为那些毒奶粉唱赞歌,只要还心存良知,我们就应该向他们致敬,作为记者,他们在当下这样的环境里可能要忍受更痛苦的精神煎熬和折磨。
央视的陈耀文先生,是我很钦佩的一位记者,作为一个老资格的大腕记者,本可以将自己融入那个外表光鲜无比的大染缸,享受所谓的“既得利益”;完全可以亮起自己的高调们高歌盛世金曲,进而为自己争取到更高的位置和更多的好处,成为领导的好帮手,成为我党优秀的吹鼓手和高质量的大喇叭。
但是,陈先生没有这么做,他是一个有良知的记者,他以记者所特有的新闻敏锐感来看待这个社会看待这个国家看待身边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同时他以一名记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审视自己所经历的历史事件,在法律所允许的框架内发表自己对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忧思。
尽管体制所限,不能说的太尖太透,但作为一名记者在每一件大事面前都能亮明自己的观点,不昧着良心说话,这应该是记者的份内之责。
退一万步,作为一名记者,你可以不说真话,但是决不能挣着眼睛说假话。你可以为了自己的身家性命和荣华富贵明哲保身,但你不能为了金钱和地位把毒品说成是美味佳肴。
以上这些话是我在看了陈先生对于毒奶粉事件发表的看法后,忽然冒出来的。
我不是为陈先生唱赞歌,一是没有必要,二是没意思。我只是想说,如果中央电视台,如果人民日报能多几个像陈耀文先生这样不说假话的记者,我们新闻媒体的公信度是不是会高一点?
附陈耀文先生的一片博文:上海24小时及其它
陈耀文·斯基的阳光地带
昨天是“9.18”67周年,我的心里一直瘟瘟的状态。
2001年的“9.18”我是在哈尔滨度过的,那天早晨的《东方时空》节目里,我在哈尔滨郊区的一片山地上主持了半个小时的“销毁日军遗留炸弹”的直播节目,节目最后,几百枚在黑龙江各地发现的侵华日军遗留的炮弹、炸弹等爆炸品被引爆,轰然的巨响和浓浓的硝烟成为我们纪念“9.18”事变60周年的表达。
那些在我们的土地上埋藏了近半个世纪的炸弹炮弹是一个别有用心的民族对我们这个民族的轻蔑和嘲弄,无论这些炮弹炸弹是从海那边运来还是在这片土地上生产的,也无论炮弹的主人们怎么辩解它们的属性和杀伤力,别有用心,是无可辩驳的,准备并努力实施了对一个民族的灭绝和征服,也是无可辩驳的。我们的先人反抗了,搏击了,所以他们的梦幻破灭了,但临走了还不忘记给这片土地留下祸患,留下仇恨,留下绵延不绝的麻烦。这个别有用心很执着,也很狡猾,甚至很残忍,但我能理解,因为一开始的出发点就是要把我们这个在他们眼里很劣等的民族灭绝掉。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日本人很坦荡,起码,没有粉饰灭我中华的野心。至于“王道乐土”之类的口号,则完全是宣传的需要,计划的需要。
我之所以这些天一直是瘟瘟的情绪,思绪里的东西竟然纠缠成疙瘩,满身的力量只有化成一句句脏话说给自己听,与这些炸弹有关,更与埋藏在我们生活里的无数“雷区”有关。
岛国上的那个民族在危机意识下侵略我们的辽阔疆土,是出于自己战略的需要,他们使用生化武器等等残忍的东西对付我们我也能理解,但我不理解的是,我们中国的商人和中国的政府机构里的官员们勾结起来,让化工产品成为中国人餐桌上的必备物质,这,我百思不得其解,我不禁要问:他们是要帮助那个岛国民族和其他什么民族灭绝我们吗?
世界通用的食品检测标准里面基本都没有设置检测化工产品和原料的环节,我想这标准一定不是依据中国的食品卫生生产标准制定的,因为截至目前地球上还没有第二个国家的商人干过中国商人们干过的类似事情,也就是说,像很多非洲国家那样的贫瘠之地,都还没有这么疯狂的智慧和手法泛滥。那么,我们这个正在崛起的大国,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大国?
我有时候在怀疑是不是我们的政府实在背负不起这么多人口了,毕竟,要给这么多人有饭吃是一件很苦的差事,于是,在各类自然灾害的杀伤力已经很大的情况下,尝试着用“三聚氰胺”这样的物质悄然地灭掉一些人,从而给自己减轻压力?
如果我的这个猜测太不厚道,那么我请我们的政府给我和大家一个合理的解释:是什么东西让我们的国家政策和法规形同虚设,让我们的政府机构成为卑劣意识的帮凶,让我们的政府官员仅仅是权力的奴隶,却丝毫不会为自己的渎职和失职脸红?
有人在我的博客里质问我这个老记者以及我所在的媒体为什么没有尽早掌握相关的证据和信息,为什么没有制作节目或者在自己的博客里发布类似的消息。看到这样的指责我很难过,真的感觉自己做错了什么,也怀疑自己是否还是一个有良知的记者。但是我也很委屈。
我们社会的架构大家应该都明白,当年的《东方时空》《焦点访谈》节目,是依赖“小平南巡”之后开明的国家政治局面兴起的新闻改革,2003年《东方时空》创始人孙玉胜以《十年——从改变中国电视的语态开始》为书名,详尽阐述了这次新闻改革的来龙去脉,以及十年之后面临的困境,因为,孙玉胜所指的要改变的那种“语态”,在前些年已经开始大举反攻,再次形成了现在被年轻的记者编辑视若圣明的“联播语态”。也就在这个语态的影响下,从2003年创办之初就专门针对食品安全领域大量制作舆论监督和曝光节目的《每周质量报告》被迫成为“中国制造”的歌颂者,甚至,“中国制造”的首期节目就被指令确定为拥有1100道科学检测程序的三鹿。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这一个词汇我认为概括了所有有责任心的媒体工作者的所有苦涩和幽怨,不知道大家是否能理解?
从2006年开始,由《每周质量报告》栏目独创的特别节目《315红黑榜》亮出了“谁是中国质量的光荣?谁是中国质量的耻辱?”这样的广告词,这几句话出自我的手。这个宣传词播出不久,著名的“八荣八耻”才开始公之于世,大家甚至玩笑地对我说:你比总书记还超前。连续两年的《315红黑榜》里,作为总导演,我们躲避诸多政治风险和官场角力,大胆地褒奖了两个带有悲剧色彩的“质量先锋”人物,上海的退休医生陈晓兰和湖南的假药举报者高纯,但是,仅仅办了两年的《315红黑榜》在2008年没有再准时出现在屏幕上,为什么?我不知道原因,反正就是不办了。
我相信与陈晓兰和高纯一样执着而傻气的斗士不是再也没有了,关于中国奶业,我相信很多内幕很早就在一些内幕人物和相关记者们的视线里,但是,他们不能说,不敢说,说不到公众的视野里。就这么简单。
这个残酷的链条上,记者是什么?作为一个依然怀揣新闻理想的老记者,我试图成为一个理想的记者,因为在国际新闻的序列里,我已经很多年不触碰国内的敏感事件了,偶尔的客串,也仅仅是业务的展示,技巧的展示,真正的内核,我知之甚少。但是,对于多数掌握内幕的记者们来说,如果没有宽松的舆论环境,没有所在媒体的强力支持,那个个人又能成为真正的媒体力量呢?
媒体是正常社会架构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但如果媒体没有独立的属性,媒体也只能是喇叭的功能,这一点,在中国有谁会怀疑?当“联播语态”成为标准的时候,媒体是什么?好像不用我解释了吧?
相关的管理部门在三鹿事件爆炸之前是以怎样的态度和方法处置来自秘密及公开渠道的信息我不得而知,但依据我对中国政府体制的了解,先盖再赖,躲不过就推应该是他们的基本原则,因为,在没有拿到最高层领导的定性批示之前,我们的政府机关不会主动站出来承担责任,也就是说,我们的政府,原本就不是一个以人民的利益为行动号令的机构,因为他们的官位不是选民给的,他们的一切利益都是他们的上级赐予的。就在这样的体制下,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只要大官不发话,什么国家机器都不会自行运转,人民遭殃,自然是应有的结局。
“无与伦比”的奥运会让中国政府里的无数官员志得意满,但他们应该明白这辉煌有多少是表演出来的,是强弩出来的,是粉饰出来的,一般情况下,未及爽快地举杯庆贺,就会有一件惊天大事把辉煌下的伤痕揭开,这几乎是中国政府这些年的畿语了。
媒体小骂大帮忙,这是中正先生后来都明白的道理。一个这么大的国家,一个正在市场经济转型阶段的发展中国家,问题多多是必然的,发现了就解决,没发现的想办法去发现,也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过程。如果只让媒体的记者们歌颂和谐盛世,那隐藏在民间的事端就会一个个积压成炸弹,成为社会手忙脚乱甚至更坏的结局的缘由。
日本人留下的炸弹我们要清除,那么我们的落后体制留下的埋下的正在生产的一枚枚功能很强的炸弹该怎么清除呢?撤换高官只是一个办法,如果还是浑水一潭,神仙也会被革职的。
圣才学习网 范冠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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